和以上3种涉及到90%以上的平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相比，公务员和政府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名正言顺的养老保险。
必须有竞争，上海至少要搞三家，形成三国演义的格局。然后可依据获准审批的公司章程进行监管，只要证券公司的行为没有超出章程规定的范围，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和行政保护。
为了寻求另一种保护，公司开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国投的帮助下担任由日本野村证券牵头发行的债券承销团副总干事。同时我们强调每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个人所得与其对公司的贡献成正比。1988年两会以后，人民银行总行已经将建立证券公司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90年，《新民晚报》的总编主动约我谈话，说报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称他们通过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编制印刷的投资国债收益与银行存款利率对照表，对债券投资有了相当清晰的理解，特别对国库券交易已基本熟悉，但对股票一无所知。因为时间紧，机会又难得，我就一面向上国投报告请求延长留学时间，一面先去剑桥报到。
其实在上报人民银行总行的组建方案中还有张效浚、谢宗锵，这样一共6人才基本符合人民银行总行所要求的至少有5人3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条件。同时汪市长还对我说，你没有读完剑桥的博士，也不要有遗憾，这事我可以帮你忙。精神与文化，至于一个城市的影响与人一样。
当前，新型城镇化可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所谓新型城镇化，肯定是与原有的城镇化战略有所区别，我的理解是集约、绿色、权利、可持续，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在当前农民土地物权还不太完整的条件下，如何保证他们利益最大化，使其拥有更多进城资本，需要我们认真考虑，需要加快顶层设计，更需要基层实践。从城镇化规律讲：是应该先有市而后有城;而我们是先建城，没有顾及市，即先把投资这个刺激经济发展手段用足，把GDP做大，后续效益、结果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够。
长远看，以人为本肯定是比较科学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人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的更美好。
城镇化过程，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等，都非常关键，其背后涉及的都是附着在其上面的福利如何再分配的问题。当然了，政府也要积极发挥其作用，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一直以来城镇化都是被当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做大GDP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来使用和操作的。进入城市生活，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原因何在，就是城市有相对优越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条件，就是说资源要素相对集约，同样的生产要素，在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收益。
毕竟城市是居民生活的地方，如何生活的更加舒适、方便、幸福，居民最有发言权，要处理好是人本还是物本的关系。没有工业化、产业化的支撑，人们来到城市，做什么，如何生活?城市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城镇化只能变成空中楼阁。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探索和发展，新型城镇化概念被探索和提出。当然了不仅在我国，美国的底特律不也是个很好的例证吗。
所以说，推进城镇化的因果关系还是要理顺的，当然了这反映了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系统作用的结果。城市的核心文化和精神，我认为就是包容。
此处权利，我的理解更多的是代表公民，权力代表的是政府，说白了就是谁主导城镇化的问题，是政府推动，还是更加注意居民的表达和话语，遵循城市的发展规律和文化。实践中，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重大轻小、重表轻里等现象就是突出表现，至于原因，很复杂。
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人聚集到城市，生活在一起，与过去的熟人生活模式相比，多了一些法理认同、利益认同，少了感情认同，所以更需要一种包容文化，接纳所有的爱，包容所有的差异，凝聚更多的正能量但实际情况是，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只有7.7%，低于去年四季度增速，而现在看来二季度可能比一季度还要低，有可能会低两个百分点左右。为了将这些风险降到最低，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如人民银行强调要稳定货币供应，搞活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银监会出台了针对债务风险的管理措施等。至于转方式、调结构是否能够顺利地推进，取决于改革推进得怎么样，取决于三中全会所制订是全面系统的、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第三，要素升级（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等）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持。第二，伴随着改革全面推进，制度变革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
当然这会使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经历比较痛苦的过程，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明后两年的形势现在很难说，要看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调整究竟出现在哪儿，会有几种可能性。
由于央行对货币增量进行了较严格的控制，不随便放水，加之美国经济复苏，美元升值，大量热钱流出，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故出现了 钱荒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其中任何一个链条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要高度注意。
好的化解办法不是继续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而是要在关紧闸门的情况下进行微调，优化和激活存量，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关于中国政府负债的问题，主要是负债偏多，尤其地方政府负债偏多，以致杠杆过长，已影响到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安全。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预计中国经济在经过两三年的调整之后会走上一个中速发展轨道，在2015年至2020年大致增长6%—8%，2020年至2030年大致增长4-6%，2030年之后大致增长2%—4%。但目前看来，中央政策取向是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滑，要追求有效率和有效益的增长，同时严防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2012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包括加强对地方债务平台的管理，这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债务风险压力加大带来的一些挑战。
这是各种经济问题在资金上的集中反应，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由于采取强烈刺激措施的概率不大，不排除三四季度经济出现较大的调整。
这些问题是过去多年来经济增长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及时推进而形成的。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潜力。
这样的增长速度比过去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低得多，但这种增长速度仍然是全世界比较快的，仍然可以按照这个速度提前20年也就是到2030年实现邓小平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很乐观的前景。中国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 任何环节都需高度注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系统性风险，包括房价过高、地方债务风险较大、流动性偏紧（钱荒问题）、产能过剩、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上升、国际热钱流出、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等。
下半年经济仍将缓慢下行 不排除大调整对2013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年初我的判断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前升后降，下半年经济可能会遇到一些下行的压力，而上半年可能是上行的态势。今年经济可能会是持续下行的态势，除非采取比较强的刺激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而这样乐观的理由有三：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些结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深度的、痛苦的调整过程，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必然的代价
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其中任何一个链条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要高度注意。而这样乐观的理由有三：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些结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
中国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 任何环节都需高度注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系统性风险，包括房价过高、地方债务风险较大、流动性偏紧（钱荒问题）、产能过剩、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上升、国际热钱流出、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等。这样的增长速度比过去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低得多，但这种增长速度仍然是全世界比较快的，仍然可以按照这个速度提前20年也就是到2030年实现邓小平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很乐观的前景。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潜力。但目前看来，中央政策取向是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滑，要追求有效率和有效益的增长，同时严防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